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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行进与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时间:2019-10-21 22:16:15 来源:未知 作者: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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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8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及时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个后发的历史领域,有人认为它是一门新学科,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历史观或理论范式。无论它属于文化史的一个分支还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对于如何定义它还没有一致的意见。首都师范大学梁景河教授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历史研究,以便向读者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

为了促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于9月21日举办了第三届“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西方新文化史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发展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简要介绍以下选定的报告。

作为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秦致应邀发表演讲。她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促使她开始关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特定文化形式,并逐渐将文化研究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文化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同时,她也表达了对年轻学者的期望,希望他们立足中国大陆,将中国文化融入现代学术话语,努力实现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此外,在研究社会案例时,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和思维,这样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中国文化的本质,真正建立起一个基于中国自身的知识和学术理论体系。

与会学者的合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口号背后的时代命题

在专题报告部分,博士后葛景波报告的主题是“从钦佩到仇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形成”。试图从概念史和思想史的结合来审视20世纪前30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抗日帝国主义”问题认识的变化。

葛景波认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情感变化和认同的过程,大约有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帝国主义”的概念在晚清传入东方。这时,中国有识之士提议向日本学习。其中,《清一宝》在1901年福田和人民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四篇连载文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读者开始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角度关注帝国主义。当时,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与帝国主义有关的文章数量激增。第二阶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增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概念逐渐形成。特别是五四时期,群众运动主要是针对日本的。虽然当时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情绪已经开始迅速酝酿。“抗日”、“取消二十一条条约”等抗日口号传遍全国。到了国民革命时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已经非常流行,但当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口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社会各界的反帝思想并不一致。虽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受欢迎,但这不是当时公认的反帝革命的第一个目标。第三阶段,日本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尤其是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大屠杀之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中国各地的抗日集会上频频出现。国民党还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列为国耻纪念宣传计划的第一句口号。自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逐渐成为最常用的反帝口号,中日对抗逐渐成为中外冲突的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最高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从社会口号和文化理念转变为实际行动。可以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口号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近代救国的重要见证。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张李冰指出,从概念辨析的角度来看,仍然有必要把握和区分“帝国主义”的本义和引申意义。例如,马克思最初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世界贸易或殖民扩张和资本的原始积累。换句话说,把“帝国主义”概念引入中国的过程,应该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理解。

现场研讨会(左起:梁静河、刘秦致、李昌黎)

“自我梳理的女孩”、“女学生”和“军事女孩”——他人眼中的三个女性形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彭敏哲的报告主题是“现代画报中女性形象的其他建构与日常叙事”。清末民初,《画报》是在知识分子“启发思想、开放智慧”的要求下产生的。它也反映了现代中国复杂的性别关系。彭敏哲发现《时事画报》、《幻想画报》和《电石斋画报》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他们对女性的写作更多地集中在日常生活上。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有助于探索现代女性形象画报的建构,探索其背后时代话语的变迁。

首先是对“自我打扮的女性”的描写。自我打扮是中国南方女性不结婚的特殊习俗。这一时期的画报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庸俗”,并以视觉形式呈现出来。例如,1907年《时事画报》第9期《死亡的婚姻》描述了一位来自西樵垦丁镇的何女士,她在父母去世后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发誓不结婚。然而,她被未婚夫的家人强迫进行绝食,最后死亡。照片显示,何鸿燊的女人被一名男子强行抓住,路人指着手指窃窃私语。现代画报强烈批评这种“自我修饰”的习俗。那么,我们如何改变对女性的无知呢?绘画创作者为促进女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现代画报》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女子学校画面,重点描绘了“女学生”的新女性形象。例如,1906年《时事画报》第13期《女性精神》(Women's Spirit)描述了女生被大雨淋湿后仍然坚持上课的情况。然而,彭敏哲也指出,尽管画报中的女性研究问题具有启蒙和智慧的现代性,但它仍然将女性保持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之内。“女学生”的形象实际上是启蒙学者们试图建立的一种看似全新但仍受控制的社会性别规范。

女性精神

在现代画报的语境下,画报除了自我修饰女性和女学生之外,还构建了另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即体格健壮、武艺精湛的“武装女性”,以象征强大的民族和正义精神。《典史斋画报》曾在《新娘抓小偷》中描绘“吴努”阿英。她不仅勇敢无畏,擅长拳击,而且擅长使用外国枪支。结婚那天,她还使用武力抵抗强盗。在照片中,她藏在一棵树后,勇敢而足智多谋。她打了强盗后逃走了。这显示了女性的勇气、勇气和强健的体魄。它也显示了一种帮助穷人摆脱困境和帮助正义的侠义精神。

最后,彭敏哲得出结论,中国女性形象的建构与时代话语和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现代绘画记录了现代女性从闺房到公共空间、从个人到群体、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自我打扮的女人”提供了一个两性对抗的例子。他们的要求被淹没在男人掌握的社会话语权中,他们很难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然而,“新女性”统一了两性的话语,女性的自我追求与男性的期望达成了共识。“武妇”是启蒙文人在时代潮流下的又一诉求,是男性知识分子将贫穷弱势民族的困境投射到女性身上形成的时代特征。

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孙颖,孙颖也关注现代女性的身份意识和社会参与,对彭敏哲的研究形成了兴趣。依托大量史料,她详细梳理了1912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开除吴定昌校长的情况。女学生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和师资,并努力争取妇女享有充分的教育权利。她的研究表明,学校的骚动,连同反缠足运动和妇女参政运动,形成了现代中国妇女争取自身权利和积极参与社会的整体图景。

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儿童教育的新任务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羽博士报告的主题是“培养接班人:集体化时代培养孩子的方法”。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儿童接受的核心价值观,也是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核心目标。它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成功地塑造和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和属性,以及一种新型的“儿童-国家”关系。

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张羽试图以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学前教育的发展为线索,揭示集体化时代乃至20世纪儿童教育观念的变化。中国的儿童保育教育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时期才真正发展起来。当时,由于生产的需要,在解放妇女劳动的背景下,出现了忙于耕作的托儿组织和幼儿园。幼儿教育逐渐发展起来,真正填补了农村儿童从出生到小学的差距,这不同于家庭教养。当时,大多数儿童保育组织都是基于传统的互助,基本上遵循"以儿童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十分重视儿童的教育和塑造。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儿童的角色和方向都变得更加明确。集体化时代,重视根据地儿童培养的传统继续并不断加强。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儿童被动地接受政治教育并参与宣传政策。这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成人”教育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儿童的天性。他们是否理解和接受从来没有被考虑过。集体化后期,政治浪潮逐渐平息,国家的主要重点是恢复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幼儿保育事业有了重新发展的机会。这时,儿童教育又回到了“儿童标准”。这时,党和国家重新调整了他们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儿童入托的目的不仅是解放妇女的劳动,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打下良好的基础,尽快承担国家建设的主要责任。

东北财经大学副教授赵倩也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教育。她以北平的公共教育中心为调查对象。经过仔细研究,她发现在社会阶层中,收入较低的“穷人”和“普通人”是主要阶层。从区域分布来看,主要是城市和郊区居民。从专业分工来看,学徒、商店集团、小贩、被遗弃的艺术家等。她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分析,使得社会教育教学的重点生动而充分,也使得从公众的角度判断社会教育的实施效果和审视社会教育改革模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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